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于许多规范和实证研究。

这一共识的问题在于，除了备受关注、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其他官方数据生动地描绘出了怀疑论者坚称被隐瞒的中国经济放缓。没有多少分析师曾试图具体判定两人在每个回合辩论中的得分。

就大多数用途而言，名义增长率比经过通胀调整的实际增长率更为重要。如果不如此过度地强调GDP，那么操纵这一数据的动机将不会那么强。霍尔兹基本上相信，作为把关者，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许宪春在其国民经济核算部门接收到工业统计部门同僚发来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GDP工业组成部分时，有能力将最显眼的虚报数据滤除掉。CPI涵盖了消费品，但不包括投资品，也不包括物流或法律等服务。他的结论是，这些误差并非主要由方法上的缺陷造成，而是由政治影响造成的。

但是，在中国经济处于如此危急时刻、以至于威胁到稳定时，依靠一个单一的数字来说服民众相信形势一片大好，其实不太可能会是一项有效的政治策略。即便有阴谋试图掩饰中国的境况到底变得有多艰难，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也是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不过几年光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减速一半以上。

可是，快递业务起步就面临新问题：非邮政机构有权经营快递吗？邮政部门持否定立场，因为80年代通过的《邮政法》，明文规定送信业务属于国家专营。什么是体制成本？ 人们熟知成本，那是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要获得收益都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这是渐进改革远没有到位的表现，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何谓信件？1990年的《邮政法实施细则》指明，信件包括信函和明信片，而信函是指以套封形式传递的缄封信息载体——按此释义，套封传递并缄封的《二十四史》、《资本论》或《大英百科全书》，是不是也统统可以划入信函？还有，何谓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该部颁细则声明，是指以符号、图像、音响等方式传递的信息的载体。

因为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市场里就存在企业和多种多样的经济组织，虽然以往的经济学思维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在经济学理论上，所有成本曲线一律先降后升。

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若问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搞不起来，答案是原本极低的生产成本受到极高体制成本的拖累。当时先实施的治标政策是休养生息：政府动用极为稀缺的外汇，增加进口粮食以减少征购量，让负荷过重的农业、农民和农村缓一口气。强制性成本之所以得以普遍发生，是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国家及其代理机构或代理人参与其中。

第三，全国社保缴纳，期间共增长28.7倍。新问题是，原先的法规到底能不能自动覆盖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业务？对此原邮电部的立场是，为保护公民通信自由，非坚持邮政专营不可。他因此打通科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关系，因为在斯密那一代学人那里，最关心经济体系的运行，而不是孤立而零碎的经济活动。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在农业生产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农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渐进而又全盘地推进了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人们从事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等各项经济活动，无不受制于特定的产权与契约安排，无不组成特定的组织与机构，如家庭、社区、企业、市场、货币体系、立法、税收与政策制定、政府及一系列监管部门。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明白，中国并不需要把八亿农民束缚在农业和农村。唯有当大规模生产伴随大规模交易的现代经济成形之后，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才开始引起注意。

在命令经济即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场合，强制力内生于政企合一的行政经济综合体，体制成本直接构成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举凡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的经济规律和重新上升 体制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也恰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虽然2009—2010年因施加强刺激政策而维系了高增长，但下行压力终究尾随而至。很明白，在直接生产成本或直接服务成本之外，经济运行还要支付其他耗费。幸亏中国已积累了渐进改革的经验，那就是允许和鼓励先行先试，从局部地方的改革试验入手，直到新选择所表现的经济社会效果为多数人接受，再完成改革的全局合法化。

无独有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抗战经济问题的研究时，也提出纯商业费用概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12年间，中国名义GDP从60793.7亿元到518 942.1亿元，共增长8.5倍。

这说明，需要对体制成本做出恰当分析，才能理解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那些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科斯的一些追随者则把交易成本概念扩展为制度成本。

对此，经济学者做了系统回顾。这里带出一个新问题，如何阐释中国经济的起落？分开来处理，可以增长解奇迹，下行析成因。

由于制度障碍并非孤立个别，而是自成一套体系，破解之道就是必须多管齐下。因此，理解中国经验的基本线索，不是别的，正是以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人口多包袱重，劳力多就业难度大。以上诸项，都是为生产附加价值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这再次说明，当学者直面真实世界时，有机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来阐释可观察到的反常现象。本文使用的体制成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

对此，人们曾普遍关注，是不是劳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过我们发现，同期全国工资总增长8.7倍，几乎与名义GDP增速持平，并没有特别快于经济总增长的出格表现。问题是，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被唤醒并受到强有力激发？ 无须强调，潜在的低生产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动生成比较优势。

成本曲线终究先降后升，体制成本甚至在高速增长中升得更急。此外，转型腐败是一种成体系的、由转型进程内生的体制性腐败。

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乎无穷高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一切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与制度成本相比，体制成本更强调成体系的制度而非单一的、个别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把重点放到约束着自发自愿行为的社会强制力本身的约束条件。但此分析忽略了一点：过高的体制成本妨碍要素的有效组合，从而限制产出增加，结果就在农业生产要素极其充裕的条件下，农产品却长期供不应求。转型——从计划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体制变革，即一系列制度发生转变从而影响经济体系的运行。

不幸的是，潜在超低的生产成本常常伴之以极为高昂的体制成本，妨碍经济运行，以至于本来有机会显露的竞争潜能，根本无从发生。这显然是战后大国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

下文从一个核心概念入手，试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扩展相关分析，这个概念就是体制成本。最大问题是在当时这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度，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非常贫困，无从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

要理解和阐释转型经济的种种现象，诸如变革动力、阻力与摩擦、潜在生产力的突然释放、长期经济走势的起落，皆离不开对体制成本的分析。是的，并非单项制度或单项政策，而是成体系的、彼此纠缠到一起的观念、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共同导向此类困境。